当前位置:首页 >> 海右/悦读 2014.11.05 星期三

刘玉栋写作,一个光阴的故事



  

刘玉栋 记者钱欢青 摄□本报记者 钱欢青
【人物档案】
  刘玉栋,1971年出生,山东庆云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表小说,已在《人民文学》《十月》《天涯》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二百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年日如草》,小说集《我们分到了土地》《公鸡的寓言》《火色马》《浮萍时代》等八部。小说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转载,并入选多种选本。小说两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曾获第一届、第二届齐鲁文学奖和第二届泰山文艺奖。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英才。
  当我们的心越来越被坚硬的现实挟裹,我们也会越来越渴望精神的润泽。文学,无疑是抚平我们内心焦虑的一剂良方。
  11月1日晚,由山东省文学院、山东大学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和济南时报联合主办的“作家讲堂”吸引了众多听众,著名作家刘玉栋先生,结合自己的阅读和写作,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光阴的故事”。
【经历】
小时候从未受过文学训练
  刘玉栋已经出版了众多小说,创作成果丰硕,然而他坦言,小时候却从未受过文学训练,“只是在高中时通过课文,阅读过一些名著”。
  高中毕业,刘玉栋随父亲从老家来到济南,“父亲是一名地质队员,长年在野外工作,他把我安排在郭店的地质队基地住着,基地里住了一批地质队员,其中有几个文学青年,非常喜欢写作,他们热烈地谈文学,谈诗歌,谈莫言,谈马原,还借给我《人民文学》等刊物,他们对文学的热爱深深感染了我。后来他们约我给油印的《山水情》刊物些稿子,我就开始写写散文、诗歌。”
  尝试了各种体裁的写作,刘玉栋觉得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小说,“一尝试就很喜欢,因为写小说能寄托我的个人情感。情绪无处排解的时候,编个故事骗骗自己总可以。”虽然最喜欢写小说,但刘玉栋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却是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一个剧本,发在《影视文学》上,那是在1992年,“那篇小说反而找不到了”。1993年,刘玉栋的第一篇小说终于发表在当年第10期的《山东文学》上,“后来认识了刘照如等人,都是热爱写作的人,我们就相约,每个月一次,在东仓碰头,搞文学沙龙,对自己这一个月的读书和写作进行交流,在交流中促进自己对文学的深入理解,也增强了写作的信心。”
  2002年,刘玉栋参加了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半年的学习,“那一届研讨班有很多后来重量级的作家,我是男同学里年龄最小的,在老大哥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段学习经历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写作】
永远与生活关系密切
  写作,是光阴的故事,是自己生活的投射。
  刘玉栋说,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在县城读中学,到了济南后,没有同学,也没有朋友,“很孤单”,觉得周围都是冰冷的目光,和自己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所以一开始写小说,写的都是都市、青春,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疏离,“后来我出的一个小说集《浮萍时代》,基本都是那时候的心境和情绪的体现。”
  到了大约1998年,刘玉栋开始反思,觉得自己有关都市青春题材的小说还是浮在表面,而不是“内心生命的情感体现”,于是“想写点有力量的东西”,“就想到了故乡、童年,我在农村长到十几岁才到县城上高中,所有农具我都了解,所有农活我都干过,我对农村非常了解,特别是农村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意识到要写什么之后,刘玉栋内心里有关乡村的情感和记忆立即就被激活了,“1999年春天,我把小说《我们分到了土地》寄给《人民文学》的李敬泽,一周之后就收到了回信,他说觉得小说很棒,临时撤掉了别的小说发上了这一篇。这对我的鼓励很大。”
  《我们分到了土地》涉及改革开放后农村包产到户这一宏大历史事件。而其中的情节和情感都融注了刘玉栋的亲身经历,“爷爷为了能分到一块好土地,决定让孙子来抓阄,结果我抓到了五个地头子,地头子是最不好的地,爷爷特别郁闷。”刻骨的儿时经历加上宏大的历史主题,使得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到2010年,在故乡和童年之外,刘玉栋把目光瞄向了更为广大的现实,瞄向了苦难深重的底层,《幸福的一天》等小说于是诞生,刘玉栋的小说呈现出更为宽广、深厚的风貌。这一年,他还完成了长篇小说《年日如草》。《年日如草》以济南为背景,以出生在乡村的曹大屯与城市的融合为线索,写了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迁移到城市后,如何在城市生活和扎根,如何慢慢适应和融入一座城市的故事。小说直面我国城市化进程,是一部写“变”的小说,写城市之变,人心之变,价值观之变,写了在社会巨大而复杂的变革中,个人普遍经历的努力和挣扎。
【阅读】
看经典作家的“光阴故事”
  身为一个写作者,刘玉栋反而觉得,阅读带来的纯粹享受,要多于写作,“萨特把自己的童年自传分为‘阅读’和‘写作’两个部分,可见文学生活对萨特而言分量之重。萨特说光阴,绝不虚度。而当我们了解了经典作家的生活和他们的作品,了解到文学作品和作家生活的密不可分,我们便更能体会到作家把光阴的瞬间化为永恒的巨大魅力。”
  以卡夫卡为例,这位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之所以能创作出《审判》、《城堡》、《变形记》等经典小说,与他极为敏感、懦弱、优柔寡断的性格有关,“卡夫卡是一个保险公司的小职员,父亲脾气暴躁,34岁时又得了肺结核。在小说《判决》中,主人公因被父亲判决‘溺死’而冲出门去跳河,如此荒诞、扭曲的场景,不得不说与卡夫卡从小面对强势父亲时的痛苦、敏感有关。而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了甲壳虫后遭遇的亲人的各种对待,也映现了作者对人与人之间疏离、冷漠、无可交流的关系的紧张体认。”
  葡萄牙著名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也是一个小公司职员,当他47岁去世时,人们在他的一个手提箱里发现了两万五千多页手稿,他每天写作,生前却基本未将它们发表,他从火车上下来,跟偶然在火车上遇到的人告别,却写出了“每一次的告别都是一次死亡”这样诗句。
  刘玉栋说,卡夫卡和佩索阿都是生前寂寂,死后成名,“沈从文虽然晚年看到了自己被认可的情景,但马悦然还是说‘越是知道他的伟大,我越是为他一生的寂寞伤心’。”
  刘玉栋说,文学也许本身就是寂寞的,它首先是为了解决写作者内心的矛盾和紧张,“好的作家,能把这种内心的需要自然而然转化为对人类处境、命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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