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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美两兄弟的故事

  

  2020年7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发表饶毅(中国北京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脑科学中心主任)评论文章《新冠去世的叔叔和肺科医生的父亲》:
  中文的8因其音似“发”而被视为幸运数字、444似“死”为坏数字,520似“我爱你”。向来讨厌迷信的我,非常难过地于5月20日下午4:44收到微信:纽约皇后区的叔叔厚华逝于新冠病毒,他74岁。厚华是药剂师,很可能从取药的病人传来。三月感染后,他病了两个多月,曾用呼吸机,但最后十天被认为不可治愈后,呼吸机用于救助其他病人。
  我家与医药渊源不浅。我自己目前在19个附属医院的医科大学任职,我父亲是肺科医生。父亲没有预料到,比自己年轻15岁的弟弟逝于自己的专科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父亲和厚华第一次分开是1947年。父亲那年17岁,留在江西南昌继续学业,两岁的厚华和其他姐弟与父母从上海去台湾。二战后,台湾在被日占据50年后回归祖国,有较多工作机会。全家未能预见1949年之后台湾和大陆将长期分离。
  父亲在南昌完成医学教育,其后还在上海跟随最好的肺科医生获得研究生教育。1960年代他被下放到县城,最后到仅有他一个医生的村庄。1972年,父亲回到南昌一个医院工作。
  1970年代中期,祖父经由斐济用一个信封含了两封信寄到父亲以前工作过的一个医院,外面那封信写:敬启者:犬子饶纬华曾在贵院工作,后去农村,能否转此信给他。里面那封祖父致父亲的信,居然真转到了我父亲。那时我已十几岁,至今还记得祖父的用词和父亲读信时泪流满面的情形。很快,厚华成为他们之间的主要信使。厚华是我家第一位美国公民,他于1970年代后期到旧金山,被美国的发达所吸引。
  1982年,分离35年后的厚华与我父亲重逢。父亲在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医学院心血管研究所进修一年。那时,中美的差别巨大。父亲一直非常感谢UCSF给他的培训、美国人民对他的善良和慷慨。回南昌后,父亲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全国较早的ICU之一,还建立了分子医学研究所。
  1985年,我跟随父亲和叔叔们的脚步,到UCSF念研究生。几年后,我弟弟也赴美留学。我在美国留学后计划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所以申请了美国公民,于2000年获得。子女在美国出生。
  但发生了911事件之后,美国出现了一些我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例如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任意作为,将他们的法律(其实是不合适的法律、不符合法治精神)强加于伊拉克等地方,太多美国人也并不反对。那一时期对我来说,美国不再是很多人以前认为的民主灯塔。于是开始探讨放弃美国国籍,并于2007年回中国。我认为自己的决定为其后的事件所验证是对的。
  厚华从未返中国大陆。父亲治疗了很多呼吸病和ICU的病人。SARS在父亲退休前的2002年2003年发生,他预测SARS或类似的病毒还会发生。新冠病毒流行后,父亲经常给我寄如何治疗新冠肺炎的建议,让我转给其他医生,包括此次协调早些时候流行中心武汉抗疫的医学领袖。
  我们家在武汉有12位亲戚,大部分是母亲家的;纽约有6位亲戚,大部分是父亲家的。在武汉的亲戚皆安然无恙,而纽约的厚华去世——去世于当今世界军事上最强大、经济上最富裕、医学上最先进的国家。
  父亲很难接受弟弟去世的部分原因是认为自己就可以救助弟弟——厚华如果在中国也许就被治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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