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视点 2015.08.19 星期三

万里走了,别辜负老一代改革派

  

  像万里、习仲勋这样的老一代改革家,当年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后来又是改革开放的坚强“护法”。有他们在,极“左”路线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传人就不能轻易出头逞狂,极“左”路线也就不能轻易回潮。随着这一代改革家的相继离世,中国迫切需要有一大批传承他们衣钵的改革派人物涌现。然而,令人隐隐担忧的是,时间的推移似乎并不十分有利于维系这一改革“道统”
  新浪发表的陈季冰博文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以百岁高龄平静辞世,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激起铺天盖地的缅怀与哀悼,也将许多人的思绪再度带回改革开放前半程那段激情岁月中。在改革共识日益破裂、改革目标日益模糊、改革动力日益衰竭的当下,这样的回眸总是能够让我们受益良多。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那么以万里、习仲勋为代表的一批工作在一线的实干家就是急先锋。30多年以后,我们尤其需要牢记——但却经常有意无意地遗忘——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年的改革开放并非总设计师坐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规划设计出蓝图,然后通过下发文件一级级传达执行的。相反,正是由于万里这样的各级干部顶住来自上下各方巨大压力(那时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遗风依然盛行),以自己的求实与无畏,为改革开放事业闯出了一条路,邓小平则是他们坚定的政治后盾。
  这一点也得到邓小平的高度肯定,他曾说过:“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农民。”因此可以说,没有万里们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所作出的勇敢选择,改革就很可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像万里、习仲勋这样的老一代改革家,当年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后来又是改革开放的坚强“护法”。有他们在,极“左”路线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传人就不能轻易出头逞狂,极“左”路线也就不能轻易回潮。随着这一代改革家相继离世,中国迫切需要有一大批传承他们衣钵的改革派人物涌现。然而,令人隐隐担忧的是,时间的推移似乎并不十分有利于维系这一改革“道统”。
  在当代中国,直接受过当年极“左”路线冲击并深受其害且记忆深刻的人,绝大多数已经退出各级工作岗位。而在各行各业位居支配地位的50后和60后一代,不管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的遭遇多么千差万别,极“左”路线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烙印都是无可讳言的。如果他们后来不注重学习反思,不在改革开放后主动接触来自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来自海外的现代思想,便很容易凭着年轻时代在“暴风骤雨的社会大课堂”里被灌输的那套思维和行为方式,近乎本能地去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作出危险回应。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累积了庞大的既得利益。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层面改革的严重滞后和不匹配,社会远未形成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充分制约,这导致了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环境破坏和道德滑坡,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已经与30多年前判若云泥。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的,在当今中国,上层既得利益集团很有可能与怀有不满情绪的底层民众结成阻挠改革继续推进和深化的同盟,虽然两者的利益和出发点实际上是根本对立的。
  真正有害和危险的,不是像我这样对改革开放之初的怀旧,而是那些因对现状不满而美化极“左”时代的前改革怀旧。
  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像那些乐观主义者那样,信心满满地认定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我甚至略有些悲观地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努力保住改革开放的已有成果,避免走上回头路。这里所说的“已有成果”,是指有利于改革的国家政治生态和社会舆论氛围。
  这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格外怀念那些改革派老人的原因。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不久之前的历史已经变得模糊之时,经常回顾当初改革共识的内容以及它的艰难形成过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希望到纪念改革开放50周年之际,我们能够交出一份无愧于万里这一代改革派政治家的答卷,而不是让他们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冒着巨大风险开辟的事业中途停滞甚至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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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之命题何日得解?
  秦前红在人大经济论坛刊文说,作为肇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事业政治领导集体中杰出的一员,万里有理想主义情怀,有很高的政治操守,有见识、有魄力、通晓世界潮流,能够真正了解并忠实于民众的意志与愿望。属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伟岸君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论作为地方大员,还是担任中央分管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万里在务实推进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还大声疾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这些都表现出他深刻的洞见,也奠定了他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历史地位。他认为,“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影响,我们往往只有‘人治’经验,而缺乏‘法治’观念。越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越应该有高度的民主法制观念,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法律约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讲民主和法制的社会是不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非常明显,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此种认知高度在当时的党内不说是空谷足音,至少也是寥寥无几。
  万里将复杂的政治体制问题巧妙地转化为政治系统中的技术问题,既回避了令人困扰的政治正确争论,又能直达政治体制问题核心。他在1986年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田纪云评价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万里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讲话,笔者将其视为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一个深刻追问,但这样一个追问迄今并未得到完满解答。举其要之,决策权的高度垄断化,决策过程的神秘化,决策程序的非法治化,决策主体的小圈子化,决策错误矫正不能及时化,以及决策过错问责困难、决策浪费惊人等一系列问题,在当下仍然很严重,何日得解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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