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海宁

　　生日当天准时收到AI送上的暖心祝福，老人捧着手机认真道谢；一句“奶奶，我也想你了”把老人逗得乐开怀……在不少老年群体里，AI早已跳出工具属性，化身为愿意倾听、随叫随到、懂得共情的“电子晚辈”。然而，多重隐性风险亟待重视。（6月13日《南方都市报》）

　　客观而言，“电子晚辈”对老人更贴心，利弊共存。从积极角度看，这类AI软件技术更成熟、服务更贴心，可谓想老人之所想，供老人之所需，填补了老人的情感空白和精神空白。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子女向老人提供陪伴、情绪、情感等价值。在忙于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今天，很少有子女能做到随时倾听老人心声，而AI随时在线。

　　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少老人已不再是偶尔找“电子晚辈”倾诉，而是频繁使用、高度依赖。如此一来，“电子晚辈”的正向价值在减弱，不良影响却在增多。比如，容易让老人逐步疏远亲友邻里，现实社交圈越来越小。再如，会加深代际隔阂，影响父子母子乃至三代关系，最终可能导致老人陷入“AI孤岛”。

　　在一个健康社会和正常家庭中，子女“常回家看看”既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表达，也是履行法律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此有明确规定。然而，由于种种现实原因，子女的法律义务擅自让渡给了AI。而且，这类AI软件只是一味讨好老人，缺乏理性引导和提醒。此外，相关公共服务的缺失，也给了AI快速抢占老人精神高地的机会。

　　换言之，即便子女无法陪伴老人有自己的无奈与苦衷，也需要反思自身的责任。不可否认，社会变迁和家庭结构演变，使许多子女与老人要么“同城不同住”，要么相隔山海。这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子女陪伴老人的频次和深度。尽管如此，每个子女仍应从孝道和法律等角度反思对父母陪伴的缺失，尽量不让“电子晚辈”争夺人的社会角色。

　　作为情感陪伴型AI软件的运营商，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反思自身的社会责任。比如，为防止老人沉迷和依赖，在算法推荐之外还应有其他服务选项；在顺从、讨好老人的同时，还应有理性和正确的引导；在聊天内容和时长等方面，也要设置合理的“红线”。也就是说，这类AI软件服务老人应当遵循伦理道德。

　　相关公共服务也要与时俱进，因人而异、按需提供。比如，搭建兴趣圈子、组织志愿服务，推进互助养老，让人的服务温度取代AI陪伴。监管方面，须以问题为导向划出“红线”，督促运营商落实相关规定，防止AI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损害真实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