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高宝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他虽然是一名基层官吏和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却有着崇高的精神理想，写下了《论衡》这部重要著作，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学界以往对王充“疾虚妄”的整体原因及批判动机缺乏深入分析，对王充思想的多样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于王充这一类汉代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图景描绘得也不是很到位。青岛大学青年卓越人才、历史学院副教授马小菲博士的新作《济世与利己：王充以“疾虚妄”为中心的思想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济世与利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和出版的，很好地弥补了上述不足。
《济世与利己》遵循知人论世的原则，在对王充的生活背景、生平经历进行详细考辨的基础上，着重考察王充在《论衡》中对命、天人感应、鬼神、人才四大主题的讨论，指出王充“疾虚妄”的背后，包含着“济世”与“利己”双重导向。全书绪论部分，开宗明义地介绍选题缘起，回顾研究史，提出本书的研究对象与意义，并指出本书将使用的材料、方法与章节安排。正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第二章为外在背景环境介绍。第三章着眼于王充对“命”的讨论，分析王充思想中“命”的基本结构，比较王充命论与儒者、民间命论的异同，考察命论如何帮助王充减轻仕途失利的打击，并转而成为王充“疾虚妄”的重要武器，由此在王充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第四章着眼于王充对天人感应的讨论，分别就天人感应基本原理、灾异论和祥瑞论，比较王充与其他汉儒的观点，并通过王充对待灾异论、祥瑞论的不同态度，分析王充在学理讨论背后的利己动机。第五章着眼于王充对鬼神的讨论，包括人死为鬼、成仙得道、禁忌避讳等问题，结合其他文献与考古资料，考察这些观念与行为所反映的汉代信仰状况，如对死后世界的认识、对规则性宇宙的想象等，并由王充对鬼神信仰的批判和改造，探究他身为儒者的移风易俗意识。第六章着眼于王充对人才的讨论，包括儒生与文吏、圣人与贤者等主题，重点关注王充对文章写作能力的强调，进而分析王充从以文为功到以文为名的思想转变。
《济世与利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围绕“疾虚妄”这个中心层层展开，既充分挖掘王充“疾虚妄”思想产生的原因，又详细分析“疾虚妄”背后的目的、动机和心理，以此解读王充思想世界的诸多矛盾。著者指出，王充疾虚妄，与王充作为儒家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有关。追根溯源，这与王充的学习经历有关。王充八岁时即入当地“书馆”进行读写技能的学习，后又开始专门的经学学习。王充曾到京师洛阳游学，并进入太学学习，“师事扶风班彪”，把学经的重心放在此前所读的《论语》和《尚书》上。因此，王充思想最主要的底色依然是儒家。东汉以来，儒生依然秉持着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理想，相信教化的力量。洛阳的经历，强化了王充对儒家文化秩序的认同。他把教化世人、移风易俗作为自己的职责，希望世人以真为美、化民成俗，努力创造一个风俗美善的理想社会。王充对命、天人感应、鬼神的解释，用自然主义攻击道德因果律，批判有意志、有目的的人外力量，很大程度是为了移风易俗，尤其对各类鬼神信仰的批评，充分展示了王充身为儒者的济世情怀。王充高度赞扬孔子的《春秋》，即源于《春秋》褒贬是非颇为得实；他欣赏桓谭，是因为《新论》讨论世间事能够明辨是非曲直。当然，若将王充的《论衡》纯粹看作一部教化之书，就有点儿简单化、绝对化了。比如，《程材篇》《量知篇》等讨论人才的文章，显然意在推销自己，强调文儒、贤者的价值，更是王充求仕的世俗心愿的直接表达。可以说，“济世”与“利己”的双重导向，贯穿《论衡》的始终，渗透于诸多篇章，这是此书之所以时时自相矛盾的根本原因。
《济世与利己》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视野开阔、考证精审。作者将王充思想置于广阔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将王充的思想与不同的观点相互参照，让读者得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审视王充思想的内容与价值。比如第一章，全面介绍西汉后期到东汉初思想界状况，主要着眼于这一阶段以“通人”为代表的新知识群体的兴起，以及儒家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乃至实用主义的回归，尝试在学术思想脉络中把握王充的位置。作者在论述“通人”群体的兴起一节中，通过对《说文解字》《庄子》《晏子》《淮南子》《史记》等书籍中对于通人群体的描述，详细考察了“通人”这一词汇含义的流变，最终认为西汉中期以后“通人”与“通儒”同义，形容那些以儒学为本，但不局限于门户之间、一家之言，甚至不局限五经，而旁及诸子的儒者。王充是否游学洛阳？学者对此意见分歧很大。著者在第二章中通过对《论衡》的《自纪篇》《率性篇》《谈天篇》的考察以及对于东汉初太学发展状况、《后汉书·班固传》的考察，认为王充在洛阳游学并师从班彪的情况应当是属实的。作者一丝不苟的考察，有助于廓清历史真相。《济世与利己》对于王充思想世界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隐秘之处进行了科学解读和创造性分析，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全面深刻认识《论衡》和王充博大庞杂的思想体系，因而可以说是王充和《论衡》研究具有创新意义的可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