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1月8日，是中国所有记者的节日——中国记者节。之所以定在这一天，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的关怀和倡导下，范长江、恽逸群等青年记者于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后被批准的名称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

　　恽逸群是常州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常州特别支部的创建人之一。他很重视新闻宣传工作，曾创办常州第一家由中共党员领导的《民国日报》，并经常在报上发表革命言论。在国民党特务的不断追捕下，他辗转逃亡到上海，在当时担任全国最大的经济新闻通讯社——新声通讯社副社长、常州籍中共党员吴中一的推荐下，出任该社记者、编辑，从此进入新闻界。不久，他就以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文才、深刻的观察，被委任为《立报》主笔。

　　日本侵略、占领东北三省后，又向华北进逼，国家存亡让人忧心。恽逸群化悲愤于笔端，每天写评论，揭露日寇侵略阴谋，抨击国民党反动政策，呼吁团结抗日，开展救亡运动。他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复杂的形势，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评论。他是全国报纸上分析“西安事变”一定会和平解决，同时也是全国报纸上著文揭露汪精卫汉奸嘴脸的最早的记者之一。因为他的新闻业务水平高超，尤其是撰写的政论文章影响特别大，所以被新闻界誉为“舆论界之彗星”，也成为著名政论家。

　　1934年，恽逸群、袁殊（袁霄逸）、陆诒等青年记者发起定期聚会，被称为“记者座谈”，并在上海《大美晚报》中文版上出专刊《记者座谈》。他们共同提出了口号：“我们要联合起来，改造新闻界！”“把新闻事业从黑暗的泥淖中拯救出来！”“我们要拿出记者的良心来！”

　　“记者座谈”每周举行，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记者参加，最多时达百余人。当时已经有名气的新闻人物夏衍、石西民、邵宗汉、范长江、杨潮等也先后参加。“记者座谈”团结教育了广大青年记者，形成了一股要求革命的进步力量，自然也引起了当时反动派的恐惧和镇压，不久后《记者座谈》专刊因此被迫停刊。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历时3个多月的淞沪会战开始，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在广大人民要求政治民主的强烈呼声下，国民党被迫放松了对集会结社的限制和对新闻的管制。在一次记者座谈中，当时在《大公报》做记者的范长江提出建议：“根据现在的政治形势，我们可以不必再用记者座谈的形式，可以成立一个团体向全国发展，以扩大影响。”恽逸群也认为：“参加记者座谈的人数终究有限，如能把全国更多的进步记者团结起来，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对推动抗日和民主进步事业，必能起到极大的作用。”大家赞同这些建议，当即决定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并推举范长江、恽逸群、杨潮3人负责筹备。

　　当年11月8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简称“青记”）成立大会在上海的南京饭店举行。大会通过章程后，推选范长江、恽逸群、杨潮、袁殊（袁霄逸）等为总干事，恽逸群兼任主任秘书，总揽对内对外事务。上海沦陷后，由于中国军队要撤离上海，战事重心将西移，我党安排恽逸群留沪，坚守“孤岛”。因为《立报》迁往香港出版，恽逸群改任上海《大美报》编辑。“青记”委托范长江为全权代表，到内地开展会务，并于1938年在汉口召开了首次代表大会。

　　上海租界在日军包围下成为“孤岛”，日伪特务十分猖獗，抗日人士不断遭到暗杀、绑架，恽逸群不顾个人安危，担任4家报纸主笔，坚持进行抗日宣传。地下党接获地下工作者的情报，日伪将对他下毒手，于是命他立即撤往香港。抵达香港后，恽逸群担任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社长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领导人。

　　抗战期间，“青记”在解放区和大后方设立了几十个分会，团结青年记者2000余人。在“青记”培养教育下，大批青年记者成长起来，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英勇战士，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青记”打下的基础上筹备成立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记协），恽逸群任全国记协（筹）常务理事，并作为全国新闻界代表担任政协委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参与讨论制定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从最初的几个人到100余人的“记者座谈”，发展到2000余人的“青记”，再发展到如今数十万人的全国记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把“青记”的成立日期定为记者节，在新闻发展史上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也是对“青记”和恽逸群、范长江等新闻前辈在新闻事业方面取得成就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