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报》创刊号

　　《对新民主报的意见》表格单

　　（济南日报报史馆藏，曲志敏捐赠）

　　◀新华社济南分社、新民主报社通讯员证。

　　（济南日报报史馆藏）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恽逸群受中共中央华东局重托，担纲创办《新民主报》（济南日报前身），10月1日，创刊号出版发行，成为党的新闻工作由农村迈向城市的一个坚实有力的开端，为以后城市报刊的发展积累了“济南经验”。

　　他的著作《新闻学讲话》，不仅教育了那个时代的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新闻工作者，对今天的新闻工作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迅速把党报办起来

　　1948年9月26日，济南解放第三天，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通告，提出4项重要工作，其中第二项便是“迅速把党报办起来”。

　　据《济南通史·现代卷》，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济南军事管制时期最高权力机关，下设包括出版部在内的16个部。当时负责《大众日报》主要工作的恽逸群担任出版部部长，受命筹办《新民主报》。恽逸群迅速从当时的《大众日报》《胶东大众报》《渤海日报》等新闻单位调集了一批精干人员，提前开赴济南郊区待命。

　　济南宣告解放后，恽逸群带领出版部人员在数日内完成了对济南旧有的20余家新闻出版单位的接管，积极组织力量开展《新民主报》的创刊工作。10月1日，《新民主报》诞生，1.5万份创刊号被市民抢购一空。

　　从现珍藏于济南日报报史馆的一份《新民主报》创刊号头版上可以看到，“新民主报”4个大字自右向左在报头位置居中排列。两侧报眼处，“庆祝济南全市解放，向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及支前民工、干部致敬！”字样格外醒目。《军管会奉命成立》《活捉王耀武》等新闻令人振奋，刊发的一系列公告、布告则反映了当时有条不紊、细致规范的城市接管状况。

　　作为创刊号，《新民主报》还在头版显著位置大篇幅刊发发刊词《本报的任务》。发刊词指出，“本报是中共济南市委的机关报，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地方报纸，也是济南市人民大众自己的一个报纸。”

　　发刊词还指出，《新民主报》的办报宗旨是“全心全意为济南市人民大众服务”。主要任务有3个方面：一是“向济市同胞宣传解释中共中央的基本政策，特别是城市政策与工商业政策，求得这些政策为济市同胞完全了解，并以群策群力贯彻实施”；二是“把济市同胞的呼声、要求与建议等反映给党的领导机关，从而使党的领导机关能够及时修正与充实已有的政策或制定必要的新的政策”；三是“指导济南市委所属各级组织认真学习，完全了解与全部遵守党的政策，从而使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诚与实际效果达到一致”。在发刊词中，《新民主报》表示“决心站稳自己的工作岗位，坚持努力把这三方面的任务结合执行，以便有助于使中共中央的基本政策在济南市的具体实施中，是来自人民大众，去向人民大众，而又能正确贯彻执行，不发生任何严重的偏差或歪曲”。

　　曾与恽逸群共事过的新闻人张映吾、许鲁野，在他们为纪念恽逸群诞辰80周年而合著的文章《一生多坎坷　常怀赤子心》中，介绍恽逸群主持的《新民主报》大量报道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的重要新闻，着重宣传报道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市场的繁荣。

　　已故大众日报高级记者陈华鲁在《我的简要经历》中，回忆在《新民主报》期间的经历：济南解放后，他们在入城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中，发现登记老通讯员，发展新通讯员；深入工厂，组织工人活动，听取工人意见，改进报纸。“这是济南工人阶级第一次有自己的党报，因此当他们的事迹和名字第一次登上报纸的时候，高兴得亲友相告，传为佳话。”陈华鲁写道。

　　济南日报报史馆的工作人员在对《新民主报》相关馆藏资料的整理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几件有趣的“小事”。新民主报报社社址设在济南经二路纬二路原国民党中央银行济南分行，创刊号上刊登的社址却是“经三路纬二路”，标注“经华东邮电总局登记

　　中”，后来才改为“经二路纬二路”。工作人员推测，初创刊时，刊登的社址可能是印刷厂地址，

　　而非编辑部地址。工作人员还注意到，《新民主报》因成本问题涨过价。初创刊时，每期

　　售价为北海币（1948年济南解放，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随解放军入城，接管国

　　民党政府所有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发行北海币）二百元。1个多

　　月后，《新民主报》刊登《本报变

　　更定价启事》，“本报创刊伊始，为优待读者，定价特

　　低，与纸张成本相差过远，兹定于十二月一日起，改为零售每

　　期四百元。”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注意“四基五性”

　　张映吾、许鲁野在前述文章中评价《新民主报》是当时解放区办得很有特色的城市报纸之一。文章介绍，《新民主报》开辟了文艺副刊，这在当时解放区的城市报纸中是为数不多的。“为了办好文艺副刊，逸群同志还商得济南市委的同意，专门组成了以济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夏征农同志为书记的副刊编委会，吸收山东文联有关同志参加。这对于加强副刊的计划性、提高副刊质量和广泛团结山东文化艺术界人士，起了良好的作用。”

　　济南解放后，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十分重视群众组织，设立群众工作委员会，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召开济南特别市首届妇女代表大会、济南特别市学生代表大会，建立济南总工会等。《新民主报》副刊也加强对工、青、妇等方面群众运动的指导，“每两周轮流刊出《职工生活》《青年文化》和《新妇女》等专页，分别由有关群众团体负责供稿。”

　　恽逸群向来重视报纸副刊。1934年，恽逸群与志同道合者在《大美晚报》副刊推出《记者座谈》专刊，组织起上海新闻界的“少壮派”，讨论新闻专业技术，介绍国外新闻事业概况，抨击当时的出版法和新闻检查等。抗日战争期间，恽逸群曾担任《导报》《译报》这两份著名报纸的副刊编辑工作。恽逸群认为，“一张城市报纸能不能得到读者欢迎，副刊起着重要作用。”

　　在恽逸群的著作《新闻学讲话》中，也以专门篇章讲解副刊。“副刊可以分为一般的综合性日刊与定期的专刊两种。前者大体上每日都有，后者则为每周、每两周或每半周刊载一次的比较专门的刊物。”

　　当时有声音认为，报纸不应刊载专门性副刊，它只是满足一部分读者，而不适合多数读者。恽逸群对此不赞同，他在《新闻学讲话》中指出，这是不正确的，“报纸既要适应各种读者的需要，就要使各种读者各有所得”，另外，“专门性”的“专”只是相对而言，“其实它在这一专门知识领域里只是普通常识，或普遍感觉到的问题。”恽逸群认为，专刊可以帮助大众读者增加对某一专门领域的了解，但也要注意文字的通俗易懂，“必须能使一般读者都看得懂，要避免过于专门化。”

　　除了副刊，《新民主报》还十分注重与通讯员、读者的联系，重视他们的意见。济南日报报史馆关于《新民主报》的资料中就有当时的通讯员证，以及《对〈新民主报〉的意见》表格单。其中，表格单上清晰地列出对《新民主报》每一期、每一版“应增加的”“应删减的”“标题方面的”“编排方面的”“文字方面的”“错字方面的”“政策方面的”“其他的意见”。

　　在《新闻学讲话》中，恽逸群也提到了建设通讯员队伍的重要性。他讲道：“新闻机关的特约通讯员或通讯小组，应普遍分布于每一公私机关团体，分布于社会各阶层和每一个角落，愈普遍愈好……办好新闻事业必须依靠群众路线，主要就是使新闻网（新闻的触须）普及于各部门，能够迅速反映群众的生活与要求。”恽逸群认为，应该在新闻机关的采访部门下设立专门组织与通讯员保持联系，并对通讯员进行必要的培训，提高他们选题与报道能力。

　　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著作，最初是他1946年2月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讲演稿，早先发表于《新华日报》华中版副刊《新闻工作》，后由华中新华书店出版。全书共6讲，详细介绍了“什么是新闻、新闻怎样取得、怎样写作和传递新闻、怎样处理新闻、新闻纸怎样指导社会、什么是新闻机关的组织及其他”，内容系统且全面。《新闻学讲话》是当时解放区唯一出版的新闻学著作。

　　在恽逸群的新闻实践中，新闻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新闻史学泰斗方汉奇在纪念恽逸群逝世25周年的文章《不为物移不为己忧》中，回顾了其丰富的新闻工作历程，其中一项便是新闻教育。文章提到，主持《新民主报》期间，恽逸群还担任新成立的济南新闻学校校长。更早之前，在主持《新华日报》华中版、《大众日报》期间，恽逸群“先后兼任了1946年2月在江苏淮阴成立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的校长，1947年3月在山东莒南成立后又迁至莱东、益都等地办学的华东新闻干部学校的校长”。1949年7月，华东新闻学院在上海成立，恽逸群担任院长，同时，他还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系主任。

　　“在教学中，恽逸群充分显示了他博大深邃的学识以及他在新闻学方面精湛的理论修养。他在教学中提出来的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注意‘四基五性’，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党在当前的各项政策的基础、历史知识和对现实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文字基础等四个基础，和新闻的真实性、正确性、针对性、时间性、生动性等五个性的理论，不仅教育了那个时代的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新闻工作者，对今天的新闻工作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方汉奇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一个难得的多面手

　　恽逸群受命创办《新民主报》绝非偶然，他活跃在新闻业务一线，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据吴自力在暨南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共中央南方局报人群体研究》，南方局报人群体中，恽逸群与胡愈之、邹韬奋、范长江等都是居功甚伟的标杆人物。1939年，夏衍创作剧本《心防》，讲述上海沦陷区文化工作者坚持地下斗争的故事，其中主要人物原型之一就是恽逸群。

　　据方汉奇的文章介绍，抗日战争之前，恽逸群先后担任过上海新声通讯社记者，《立报》的编辑、记者、主笔，香港《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的编辑，其间还常为《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进步刊物撰稿。抗日战争爆发后，恽逸群担任《立报》香港版主笔、《二十世纪》半月刊主编，担任《循环报》编辑，《中国周报》《锻炼》杂志的主编，并担任《导报》《译报》的总编辑。抗日战争胜利后，恽逸群协助开展《新华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大众日报》副社长、总编辑等。

　　方汉奇认为，恽逸群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一个难得的多面手”，在他看来，“恽逸群精力过人，才华出众，写评论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往往有超凡的见解；编报纸淹博多识，厚积薄发，时时有惊人的举措。”

　　诸多关于恽逸群的回忆文章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其在《新民主报》期间的编辑工作。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正在《新民主报》编辑部值夜班的恽逸群收到电稿，但上面只有战犯姓名，没有相关资料。恽逸群全凭记忆写出这42名战犯的简历、社会关系以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派系等（因蒋介石尽人皆知，未介绍）。12月27日，《新民主报》除刊发战犯名单，还配稿《头等战犯简单介绍》，被各解放区报纸纷纷转载。

　　恽逸群早先为《新华文摘》写作彭雪枫、罗炳辉的传略，以及揭露蒋党内幕的《蒋党真相》，共约40万字，也多凭他的博闻强识完成。据张映吾、许鲁野撰文回忆，每次写作之前，恽逸群会利用午饭或者散步时间，先同两三名同志谈其腹稿，然后奋笔疾书成文。“他所写的这些著作，绝大部分都是异常准确的信史。他的这些著作，论其文字多是妙笔生花，娓娓动人，感染力很强，深得太史公司马迁的遗风；而且文字于豪放之外，又约以严谨，非常注意节约笔墨，含蓄之笔屡又所见。有时，在一句话里就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甚至是一个动人听闻的史实。”

　　张映吾、许鲁野回忆，恽逸群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审看报纸大样既仔细又高效，“他在大样上加多少字和删多少字，都是经过精确计算、求其相等的，用不着倒版和推行。他对编报业务的娴熟，是很少能有人和他伦比的。”

　　恽逸群不仅办报能力令众人折服，其人格魅力也让与之交往过的人念念不忘。“在和恽逸群同志相处的日子里，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虚怀若谷，从来不对人摆领导的架子，也从来不整人和训人。”张映吾、许鲁野回忆道。恽逸群对同志的合理要求和建议，总是有求必应，从善如流。

　　在方汉奇的印象里，恽逸群恂恂谦谨，温厚朴挚，对同志总是嘘寒问暖，“并就工作上的问题坦诚交换意见，从不摆领导架子。”

　　对于恽逸群担纲创办的《新民主报》，方汉奇则如是评价，它为大众日报和解放日报提供了城市办报的经验，并输送了熟练的新闻干部，“在历史上，新民主报功不可没。”

　　据《济南通史·现代卷》，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需要大批新闻干部南下，支持新的解放区。1949年3月31日，《新民主报》停刊，大部分干部由社长恽逸群率领随军南下，负责筹办上海的《解放日报》。《新民主报》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地区最早创办的城市报纸之一，是解放区的第一张省会大报，是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由农村迈向城市的过程中的一个坚实而有力的开端，为以后的城市报刊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培养了一批难得的城市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曾起到过意义非凡的作用。（济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