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山村恽逸群祖宅旧照（资料图片）
位于常州市局前街小学的恽逸群生平事迹展。 （王一飞 摄）
1972年6月，恽逸群在阜宁中学整理图书之余，开始动笔撰写自传。他在自传前的说明中写道：“我没有‘传诸后世’的野心，也没有子孙可传。只是觉得身处这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自己不仅亲眼看到了几十年的经过，还亲自参与了这个大变革，把记忆犹新的事迹，抽空写些下来，这是在今天的处境中唯一能做的事。”可惜最终只写了三万余字（写至学校教育）即因故辍笔，成为残篇。
恽逸群素有博闻强识之名，且一直有志于历史研究。这篇自传文笔从容，细节丰富，以唯物主义史观记录其成长经历，既有生动、准确的生活细节，又可窥见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时代大潮对他的影响，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史料。在恽逸群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节选其自传中的部分内容，以期让读者了解他的革命思想和对于新闻事业的兴趣是如何萌发的，这为他成长为新闻文化界杰出战士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家世和童年
我于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905年1月24日）生于阳湖县（后并入武进县）升西乡六都一图上店镇寿山庄。先世六代为医，父亲兆冈公（讳毓思）为塾师，三十岁以前，家中仍种田，祖父辈及诸父，无论读书、行医或经商，农忙时均下田参加主要劳动；父亲三十以后转入仕途，候补县丞，从此将土地出租，成为地主阶级。捐班出身的佐杂小官，向来是被正途出身的官僚士绅所轻视的，但由于父亲胆大有魄力，又写得一手好字，有不愧为“南田后人”之誉（南田并无子孙），因此颇为正途出身的地方官和士绅所器重。父亲没有得到过缺，只在淮北盐务当过督销分局委员。
光绪己亥庚子间，李鸿章所率领的淮勇（于镇压、屠戮太平军和捻军之后，遣散回籍，这批人对满清政府立下了屠杀革命人民的“军功”，都有“记名”武官的虚衔，清廷不予安置。）纠众私运淮盐到苏南强卖，四乡骚然。身患疟疾的父亲带领乡邻先后两次将其驱赶，（盐贩）头子被捉，于是盐贩就逃的逃、躲的躲，捉到三十几个，缴获刀枪几十件，连夜解送到城里去，其中几十人受伤，有三四人伤重身死。
1909年父亲就因病去世，习惯年龄四十六岁，实足年龄还不到四十五岁。那时我实足年龄仅四周岁两个半月。根据风水先生的说法，祖坟上两年多不能动土，如当年出殡，就只能厝在坟旁田里。母亲不忍这样做，于是停柩在家两年七个多月，到辛亥十一月才出殡安葬。辛亥革命一开始，安清帮的人就散布流言，说他们要来破棺戮尸，还要挖我的心祭奠以前的私盐贩子（也是安清帮）。流言一散布，母亲急得不知怎样办好，一面把我送到城里去，一面准备提前安葬父亲。后来因江苏省很快独立，常州成立了军分政府，南京也光复了，那批赌棍也没有什么力量，流言渐渐平息，父亲灵柩仍按照原定日期出殡安葬。
在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家，死了直系尊亲，真是“罪孽深重”，动辄向人磕头，开吊的一天（出殡前一日）磕上百次头，出殡的一天，沿途弯着腰，头伛到腰部以下，一遇路奠，先跪伏在旁边，人家行过礼，又赶上磕头道谢。所谓三年之丧，古礼是二十七个月，清朝的制度是二十三个月，因为父亲的灵柩在家，直到出殡后才除灵，计服丧三十二个月。除丧服之后不到两年，祖母去世，因父亲早去世，我是承重孙，又是三年之丧，又得动辄问人磕头。从一九〇九到一九一一年，又从一九一三到一九一五年，都在披麻戴孝中度过，这就是我的与众不同的童年生活。
二、十年私塾读书生活
己酉季冬（1910年1月）我将近五周岁时，开始进学堂读书。塾师王子仙先生，原来常抱着我玩，我从不怕他，一旦在毡毯上向他磕了头，就怕起他来了。开始他写方块字叫我认，先是每天认四个字，后来加到每天八个，十几天来就放年假。庚戌正月，开始读《三字经》，以后就读《大学》《中庸》。辛亥年起读《论语》。读《大学》《中庸》时只教读音，不教词义；读《论语》时讲词义，不讲全章意义；到读《孟子》时才讲整段整章的意义，才感到读得有意思，理解能力日益增进。这是壬子下半年到癸丑年（1912-1913年）。甲寅到乙卯春读《诗经》，以后读《尚书》，晚间读《唐诗》，下午讲本国史和欧罗巴通史。
先生讲书很生动，特别是讲《左传》《史记》，绘声绘色。我入学的第二年，听他讲《左传》和《史记》，我一面装着在读书（前后摇晃着身躯），却侧着耳朵听他讲战争和别的吸引人的故事，觉得书上原来有这许多有趣的事。癸丑以后我就在他为别的学生讲书时（只要是我没有读过的），停止读书，专心旁听，他也不干涉我。甲寅以后，就公然侧着身躯看着他讲。因此，我未读过《幼学》，里面的典故却全记得，从第一本第一页到第四本末页，我也全背得出。在“五经”中我没有读《周易》，因乙卯年听他讲过，从“乾卦”到“未济”的六十四卦以及十翼，我也全能背诵。
先生还经常对全体学生讲杂书，主要是清代名人笔记中的事，如《池北偶谈》（王士祯）、《子不语》（袁枚）、《阅微草堂笔记》（纪昀）、《右台仙馆笔记》（俞樾）等的某些故事。其次是文人轶事，如洪亮吉、黄景仁、赵秋谷以及俞曲园，张之洞等，有时也讲政治轶闻，以及小说中的故事。另外也讲些前辈如何刻苦读书的事迹。讲当代政闻的比较少，他是崇拜梁启超的。这类杂谈，影响较深，主要是激起阅读书籍的兴趣。
壬子年是二姊读书的最后一年，先生代她买了几本学写文章的范本，每天讲授一篇。一种是《姜园课徒草》，全是四书题，每篇二三百字；一种是《中等论说文范》，以时务议论为主，也有史论，和外国名人评介的文章，是歌颂民主主义和民族气节的，对文天祥、史可法以及顾亭林（炎武）、黄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推崇备至，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有贬词，对李尤多指斥。先生对二姊讲授时，我也听着，二姊读时我也默诵。《中等论说文范》一书，我在癸丑到乙卯三年中，时常翻出来阅读。后来学习写作时，从那书中吸取了不少词汇。
甲寅、乙卯两年（1914年、1915年），小说只读了一部《水浒》（七十一回的），这时已懂得读了若干回后回忆一下，把人物和故事分析综合一番。因此，五十年后我还记得一百零八个姓名和九十几个人是怎样上梁山的；而以前看过的小说，则十年左右即大部遗忘。从庚戌到乙卯的六年中，正书从《大学》《中庸》读到《尚书》上半部，先生没有教我写作诗文，但古今中外的事情，知道了不少，除辞赋、骈体文及戏曲外，一般古书已能读得下去。
丙辰（1916年）王子仙先生就馆别处，我就离家出去当“附学”。先生是王滋砚老师（是表伯又是表舅，父亲和母亲的表兄）。我在王滋砚先生处读了两年书，读了下半部《尚书》及《礼记》，另外读了几十篇古文。丙辰起开始学写文。先生的脑筋很旧，主要表现在两点：一、他认为清皇室对人民是很厚道的，他自己一直留着辫子；二、他认为世间最好的文章就是八股文，有一定的规矩，对报上登载的时评和别的议论文章则十分鄙视，说如野马无缰，不成样子。我对他十分不满意。
丁巳年江友山来读书，因学生多，一间屋里坐不下，又增加旁边一间，后半间作他和我的宿舍，前半间放我们两人的书桌。他家里订阅上海的《新闻报》和常州的《晨钟报》，他父亲看过后，第二天就带到大坝头来给他看，因此我也每天有报看，很感兴趣。那时对国内外大事并不大注意，所以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能够记忆的只是黎元洪禁鸦片。那时《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许多游戏小品都以禁烟为题材。《晨钟报》上常登署名焦桐的时评，是江友山在高小读书时的国文教师蔡有虔写的，我也喜欢读它，有些当时竟能通篇背诵。这类梁启超派的文章，是王滋砚先生所认为野马无缰，不成样子的。江友山和我闲谈时，常交换着对先生不满的话。他家订的报纸中，除两种日报外还有三日出一次的小报《晶报》，除偶有政治秘闻外，内容大都是无聊的琐事，或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猥亵的，但文字却比较精炼，语言雅隽含蓄，颇能吸引人。
戊午（1918年），我虚岁十五，实足年龄十三，到恽仲起先生处读书。开学后十几天，先生出了题目叫作文，记得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我写了一篇不到二百字的文章（我最喜欢和最钦佩的议论文是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短短八十字，意思四层，一层深一层。自己写起来也就力求简明，以后在学校肄业时期，一直以三百字左右为限。），先生大加赞赏，当天就改出。先生改文确有特长，改得很少，所改之处，却字字有讲究。第二篇我在文中用了不少典故，写了三百多字，他不高兴这种写法，在排比典故的地方，用点代圈。后来我猜测他的意思，是认为用上许多典故作引证，就不能费力锤炼字句，就写不好文章了。以后我不再在文中堆砌典故了。
己未夏忙假将终了时（1919年7月初），三叔叫我带着作文本跟他到城里去，先到沈增祺表叔家，表叔对三叔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弟，中国不会亡国了！现在学生很厉害，中国有希望了！”前不久，五四运动全国大罢课、罢工、罢市，北京政府被迫罢免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民气伸张，所以表叔那样兴奋。下午叔父带着我到常州日报馆去找丁戊，请他看我写的作文，他没有说我写得好坏，只说快快送他进学校读书，在乡下读私塾无用。我就到书店里去买了一本秦汾和徐善祥合编的《算术》和一本《英华初阶》。忙假开学后，每天抽出一两小时自学《算术》，每日演算十几个算题，没有感到有困难，只是到开立方、求积、对数部分，只会按照公式计算，而弄不懂为什么如此的道理。英文字母和长短音的拼法是请同学赵仲达教的（他是高小毕业生），作为进学校的准备。
三、学校教育
庚申（1920年）春节后，上城进学校，经丁戊介绍到北直街大火弄的东吴第五小学的中学预备班肄业。校长毛吟槎，吴县唯亭人，是北直街福音堂的牧师。五四运动后，提倡新文化运动，组织一个惜阴社，社员都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毛吟槎是惜阴社社长，恽丁戊是副社长，每星期举行一次演讲会。
名叫中学预备班，实际是小学六七年级的课程，我只注全力于学英语。教英文读本的是美国教士斯密斯，他原来是东吴大学的神学教授，在那里讲授圣经的。教会学校的规矩，圣经不及格就不能毕业。有一个学生是大官僚的儿子，平时不很守规则，斯密斯先生就给他一个六十四分（东吴大学规定六十五分才及格），因此就不能毕业，校长、副校长再三说情，斯密斯都不肯多给一分。直到监理公会的会督来华开年会，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代为签字，才发给文凭。斯密斯就离开东吴大学，到常州来传教。斯密斯先生能说苏州话，勉强可以达意，但上课时极少说中国话，万不得已才说一句半句，他还要求我们在课堂上尽量不说中国话。
毛吟槎先生还叫我们订阅《新青年》杂志。购阅了几期，觉得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的文章，似乎各言之成理，但没有把人一下吸引住的力量，每期连载鲁迅译的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的《一个青年的梦》，也看不懂它究竟说的是什么。以后就不再购阅了。
暑假后，刘涤非先生来教英文文法及其他功课。他刚从东吴三中毕业，因没有钱进大学，暂时教书，等申请到工读机会时再进大学。他很用功，生活很刻苦，相处半年，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始终对他遵循师生间的礼貌，他却不断表示互相学习，甚至说我所能帮助他的，远比他所能帮助我的还多。
那时我的思想上醉心科学，认为中国的所以积弱，主要由于科学落后，要挽救中国，首先要提高科学水平，普及科学知识，否则无论是振兴实业，或者政治革命，都是在沙滩上造塔，没有效果可说。自己想立志做一个科学家。要学科学，就必须通几国外文，首先要弄通一种，然后再及其他。因为学习外文的条件最方便的是英文，所以首先要学好英文。我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废寝忘食地学习英语的。尽管主观上很用功，教师是曾任大学教授的美国人，可是并没有学好英文。辛酉夏季，刘涤非先生写信给我，教我学富兰克林的学习方法，读懂了一篇文章后，把这段意思写出来，再和原文对比。我当时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但并没有能够坚持这样做。
庚申在东吴读英文时，我已买了一本秦汾、秦沅合编的《代数学》自学。辛酉初夏又买了温德华士的《代数学》原文本和译本，对照着学习，既学数学又学英文，暑假初又买了温德华士的《几何学》原文本和译本，只学了直线和角。从自学算术以来，对自学数学没有感到困难，遇到比较难的习题，稍加思索，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对于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数学家、力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的自信心颇强。后来和数学日远，过去学到的一点也什九遗忘，但一九五二年时还曾一度有这样的想法：从头学起，十五年赶上华罗庚！
暑假中，投考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专修科的课程是介于大、中学之间的，从中学二、三年级到大学二年级止。我读的是中学课程，因为受英文程度的限制，数学是读初等代数和三S氏的几何学（原文），相当于中学三年级；英文读三个学程，二个学程读本，伊索寓言和希腊神话，一个学程文法，另外还有一个学程自然科学（包括天文、生物、物理、化学），相当于中学二年级；国文是读《史记》，相当于中学四年级，另外还有一门本国史。每周上课二十四小时，除《史记》每周四小时，本国史二小时，其余都是每周三小时。每日上课四小时，自修八小时到九小时。国文和本国史不再自修，甚至利用课堂时间做英文课的作业。数学自修两小时，一小时做作业（有时占两小时），一小时自修高等代数，其余时间都用在英文上。但学期终了的考试成绩，数学两门都是最优，国文是最优，本国史是优，自然科学是中。每两星期写作文一次，规定时间是两小时，我每次都是四十分钟交卷。我写的作文曾有一次贴在全校的布告牌旁边，一学期全校八百多人只贴出过三篇作文。
同宿舍的黄苍麟（又名黄纶），他是数理专修科的，是程度最高的一位同学，他读狄更司的大学代数、解析几何和数论初步，在中学五年级和大学一年级之间，我自学高等代数时有时就问他，他有时把狄更司代数中的题目叫我演算。那时我也跟着一般人的说法，说孙中山先生是“大炮”（意思是只能说而不能做到），他严肃地对我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关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功绩和对革命的百折不挠的毅力，我是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的。
比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来，大同大学收的费不算贵，但比起中国人办的学校来，就不少了。暑假开学时我从家里取了一百零五元钱，乘火车去上海。三等二元三角，从北站雇人力车带行李到南站后门（校址即在车站路）。车资五角左右（约十华里），缴费七十五元，购书十四五元，每月零食约一元，文具，理发、洗澡、洗衣服等每月只用一元，寒假还家，旅费约三元。可说一文也不敢乱花，节约到无可再省的地步了。但是家里还是不能供应我读书。十二月底三叔父来信说：明年不能再到上海读书了，寒假时把行李全部带回。这信对我精神上的打击很大，接信的第二天接连两堂大考数学，接到题目纸，脑子里嗡嗡叫，简直不能思索，中途溜出教室。
我的家庭经济状况，供给我一个人读书，虽然拮据一些，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家中长辈们认为，读书就是为求出身，可以做官，而民国以来的学校，不给出身，毕业了还是要自己找职业，而社会上比较稳固而收入较优的还在工商业的职员，所以与其多读书，不如早就业。 （资料整理 王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