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祖年

　　被誉为我国新闻文化界杰出战士、著名新闻教育家的恽逸群，一生以笔为戎，为我国新闻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至今被人们缅怀和铭记。

　　济南日报报史馆内的恽逸群像（王一飞　摄）

　　初战舆论　最早的新闻探索

　　1905年1月24日，恽逸群诞生在江苏常州（武进）上店镇寿山村一个“儒医”世家。自小身处这样的环境，他耳濡目染，再加上天资聪颖，4岁起就入塾读书，14岁前就已经通读了《史记》《资治通鉴》《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逐渐领悟到历代治乱兴衰的道理。他厌恶历史上的昏君奸臣，崇敬司马迁、陆游、文天祥、顾炎武等志节忠贞之士。他博闻强识，钻研古文，14岁参加乡、县“会文”比赛时即已崭露头角。“五四运动”发生，恽逸群受其影响，追求新知识，订阅了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等，开始寻求科学真理。1921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私立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修科。一年后，正当他埋头读书期待将来实现科学救国之梦时，却突遭家庭变故，被迫辍学。遭此打击，恽逸群并未放弃，而是开始寻找新的道路。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恽逸群痛感国家危亡，毅然投入到火热的政治斗争中。1926年，恽逸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常州地区最早的党的宣传部部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捕杀共产党人，革命处于低潮，恽逸群不怕牺牲，勇于坚持地下斗争，积极应对，毅然以家中田产抵押贷款，创办“逸仙中学”，作为苏南党的地下斗争活动据点，发展党团组织，培植革命力量，影响深广。翌年，在革命艰难时刻，他挺身而出，接任武进县（常州地区）的第二任县委书记。

　　无论在革命的顺境还是逆境中，恽逸群都很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常州创办了第一份由共产党人掌控的报纸《武进中山日报》，恽逸群在这张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以及社论，其中能找到的最有名的一篇《革命与资格》，被收入进了后来出版的《恽逸群文集》中。文章中，恽逸群批判一些人以“方将十世宥之”来看待那些曾自诩为“革命功臣”的老资格，却投靠反动派、叛变了革命。恽逸群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是最大多数被压迫民众的解放，并不是几个英雄豪杰或悲天悯人的仁人君子所能包办得了的。某一个人现在是否革命，要从他的立足点来判断……革命是人类在进化上应负的使命——义务，更谈不上功绩。今天革命，就是我们的朋友；明天反革命，就是敌人，决不该讲‘方将十世宥之’的糊涂话。”文章最后指出，“我们只须问革命不革命，不必问资格老不老。老资格亦不配卖老，新资格也不必自馁，只要真能革命就是了。”恽逸群的这篇杂文，观点犀利纵横，直指要害，体现了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革命精神。创办《武进中山日报》，尽管时间不长，但它是青年恽逸群最早的新闻探索实践，为他20世纪30年代后进军上海从事新闻工作，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驰骋洋场　创建“中国青记”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五光十色，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在花花世界里的沉浮或崛起，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历练和考验。1932年8月，恽逸群只身抵达上海，投身当时堪称全国最大的民营通讯社“新声通讯社”担任记者，从此正式踏上新闻之路。一开始他便随“长江堤工勘察团”乘船溯江而上，深入采访长江特大洪水灾情。在采访中，恽逸群了解到国民党官员大量贪污以救灾名义借来的“美麦借款”，还把救灾款移作“剿共”军费的事实，在同行记者中就揭穿了这次“考察”的真相，并在报道中加以巧妙揭露。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上海新闻界乌烟瘴气——不少记者、编辑以稿谋私，甚至敲诈勒索；黄色小报铺天盖地，造谣污蔑的“新闻”屡见不鲜；部分所谓正派大报的编辑、记者，只把新闻事业当作谋生手段，浑浑噩噩，不求上进；而大多数报社老板则以盈利为目的，让广告充塞版面。读者看不到人民的呼声，看不到揭露抨击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报道，看不到国民党政府压迫残害老百姓的事实……面对新闻界的黑暗现象，青年记者恽逸群、袁霄逸、陆诒3人勇敢地站出来，他们发起成立“记者座谈”，大声疾呼：“我们要联合起来，改造新闻界！”“我们要拿出新闻记者的良心来！”“把新闻事业从黑暗的泥淖中拯救出来！”他们每月举行一次记者座谈，从开始的十多人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人，后来，范长江、夏衍、石西民等也参加了进来。为了扩大影响，恽逸群和一些人研究后，决定在《大美晚报》上每周三出一个专刊，叫《记者座谈》，由恽逸群、陆诒、刘祖澄负责编辑。恽逸群在专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要求新闻记者树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把新闻事业从黑暗的泥淖中拯救出来。《记者座谈》从创办到1936年5月遭国民党勒令停刊，共出版90期（中间曾停刊两次）。记者座谈是“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中国青记）的前身，参与当年记者座谈的后来大多数成为中国进步新闻事业的干将，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1935年至1936年，恽逸群先后在上海《立报》任编辑、主笔，又在邹韬奋主办的香港《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任编辑。他不断在报上撰文揭露和抨击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大声疾呼团结抗日。为此，他和马相伯、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联名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列名该会《宣言》，呼吁“停止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恽逸群作为该会新闻干事和上海新闻界联谊会、文化界联谊会理事、秘书，四处奔走，积极推动新闻文化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国内一时人心惶惶，舆论界一片悲观。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时任上海《立报》主笔的恽逸群，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入分析判断，在连续几天的评论中，毅然提出论断：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中国决不会成为“西班牙第二”。这一预见，不久即为事件的发展所证明。当时，这些独具慧眼的评论文章，对稳定人心、鼓舞抗日热情起了极大作用。从此，《立报》的评论被认为是舆论界的权威而受到外国媒体重视，塔斯社驻沪记者奉命逐日把《立报》评论用电报拍回莫斯科。恽逸群第一次赢得了舆论界“彗星”的声誉。

　　虽然《记者座谈》早已停刊，但记者座谈会仍长期举行。这是因为恽逸群等一批进步记者顶住了国民党的政治恶浪，坚守住了这块阵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范长江、恽逸群等记者座谈会的主要参与者，为了积极推进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感到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在一次座谈会上，恽逸群提出：“参加记者座谈的人数终究有限，如能把全国更多的进步记者团结起来，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对推动抗日和民主进步事业，必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大家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经过商量，大家推举范长江、恽逸群、邵宗汉3人草拟缘起，由24人署名为发起人，于11月8日在上海山西南路南京饭店举行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会议通过简章，推选范长江、恽逸群、杨潮、碧泉（袁霄逸）等为总干事，夏衍、邵宗汉等为候补干事，恽逸群任主任秘书。因中国军队准备撤离上海，战事重心即将西移，许多记者随报社迁往内地，于是又委托范长江为全权代表，到内地开展会务。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因国民党百般刁难，不同意用职业性团体的协会名称而改称）首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恽逸群因在上海不能出席，但仍当选为理事。

　　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了。从最初的青年记者学会，到今天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的无产阶级进步新闻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

　　坚守“孤岛”随时准备牺牲

　　上海沦为“孤岛”后，在日伪的逼迫下，进步报刊纷纷停闭。恽逸群奉命坚守敌后，进入挂美商招牌出版的《大美报》任编辑，在极端艰危的环境中坚持战斗。不久，党在上海用英商招牌出版《导报》《译报》，恽逸群又分别担任主笔、总编辑等职务。他除了每天要为两报撰写评论外，还要同时为《大美报》《华美晨报》组织全部社论，为《循环报》组织部分社论。他夜以继日、艰苦卓绝地工作着。他的写作才华和拼命干劲，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发挥。他写作文章思如泉涌，信手拈来，车间排字工人往往就等在他的身旁，他写好一篇，排字工人立马送去排样，从不耽误出报时间。恽逸群的言论文章如匕首直刺敌人的心脏，又像排炮般轰击着敌伪阵地，使沦陷区人民在如磐的暗夜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听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藉口长沙大火事件，公然在报纸上发表污蔑抗战、鼓吹投降妥协的汉奸言论。由于当时他还是国民党副总裁，没有人敢公开批驳他。这时，恽逸群勇敢地站出来，立即在上海《导报》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一文，予以痛斥，淋漓尽致地揭露汪精卫的汉奸嘴脸。仅过了1个月，汪精卫果然逃到越南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声明，剥下了伪装，彻底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恽逸群料事如神的洞察力和无所畏惧的胆略，受到上海新闻界普遍赞誉，他再次获得了新闻界“彗星”的美誉。

　　恽逸群一系列犀利锋芒的言论，遭到反动派切齿痛恨，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奉命要对他施行绑架暗杀，日伪特务也将他列入暗杀黑名单。他随时有牺牲的可能。在这段危难时刻，恽逸群虽然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址，却不顾个人安危，每天先写好遗嘱，揣在怀中上班。

　　恽逸群以笔为戎，在“孤岛”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寇、汪伪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的生死博弈、斗争较量，深深获得了新闻界、文化界同行们的敬佩。1939年春末，在桂林主持《救亡日报》的夏衍秘密抵沪探望妻儿。在恐怖肃杀的环境中，夏衍与恽逸群相约会晤，又从梅益、于伶那里了解到恽逸群与一批抗日报人、文化人坚守“孤岛”舍生忘死、英勇奋战的事迹，十分感动。夏衍返回桂林后，写了名为《心防》的剧本，剧中主人公“刘浩如”在报社任主笔，带着妻儿在“孤岛”奋战，撰写抗日救国的评论，在敌伪追缉下，怀揣遗嘱，随时准备牺牲，和敌人进行“韧的战斗”。恽逸群正是夏衍笔下的“刘浩如”原型之一。

　　转战解放区　开创新纪元

　　1945年，抗战胜利。这年年底，恽逸群辗转进入苏北和山东解放区。恽逸群跟随华中、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局，转战在解放战争的第一线，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华中新闻学校、新华日报（华中版）、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大众日报、新华社济南分社、新民主报等主要领导职务，冒着枪林弹雨，以笔为刀，倚马可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和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期间，恽逸群除负责写社论外，还抽空写了不少小品、杂感、通讯，以“翊勋”的笔名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这些文章针对当时人们关注的时事政治问题，或含蓄或明快，且引证古代和现代的史实，深入浅出，既有鲜明的思想性，又使读者获得了历史知识，极大丰富了报纸内容，深受解放区读者的喜爱。

　　恽逸群参与创办的华中新闻学校，为山东解放区和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人才，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华中新闻学校根据讲课笔记整理出版的《新闻学讲话》一书，既是他从事新闻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新闻学理论的重要探索，特别是他提出的“四基五性”观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他在山东解放战争战事空隙，凭借超强的记忆和对原国民党政权人物全面深刻的了解，写作出版了堪称具有史学经典意义的著作《蒋党真相》一书。书中的内容为解放区军民以前闻所未闻。读者赞誉此书“有太史公（司马迁）遗风”，以生动的人物刻画，剖析揭露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本质，引起人们广泛的阅读兴趣，竟一时洛阳纸贵，一销而光。这本书极大提高了解放区军民对蒋介石集团的认识，鼓舞了人民群众，对推动解放，瓦解国民党统治起到了积极重要的宣传作用，华东局把它列为南下干部必学的教材之一，以此作为接管国统区时的参考。

　　1948年10月，恽逸群受中共中央华东局重托担纲创办的《新民主报》（《济南日报》的前身），堪称解放区第一张省会大报，“是他实践党的新闻工作由农村迈向城市的一个坚实而有力的开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基地副主任、副教授林溪声语，见2004年5月28日《解放日报》特三版）。恽逸群顺利接管济南新闻出版事业和创办《新民主报》的成功经验，后来得到了华东局、华中局等的总结推广；《新民主报》的办报思想和实践，对他亲任新闻大队长带队进军上海后创办的《解放日报》，对其他报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党报事业的创立和发展，都起到了有益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在恽逸群的率领下，《新民主报》还为上海《解放日报》输送了大量新闻人才，为上海《解放日报》的成功创办和新上海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新民主报》是新中国城市党报的重要发展起点，足见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报和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曾这样评价《新民主报》的历史功绩：“《新民主报》虽然不存在了，但为后两报（《大众日报》和《解放日报》）提供了城市办报的经验，并输送了熟练的新闻干部。在历史上，《新民主报》功不可没。”（见《解放日报》同上）。《新民主报》功不可没，恽逸群创造的历史功绩同样功不可没！（作者为恽逸群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