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连伟

　　蚂蚱菜花，随太阳升落而开放闭合，故又叫太阳花。

　　在我的心中，蚂蚱菜花也是母亲花，因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在三间草屋、一米高的黄土院墙的老宅，母亲在墙头上、墙根处、门两旁栽满了红紫白黄各色的蚂蚱菜花。

　　想娘，就想乡下的老宅，想老宅的蚂蚱菜花。

　　余光中说，乡愁小时候是邮票，长大后是船票，后来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对当下的我来说，乡愁，正如余光中说的“后来”。回到故乡，村东有一座坟墓，里面是我的爹娘，他们在里面，我在外面。老宅门前不变的是各色的蚂蚱菜花，让我欣慰，仿佛看到在那阳光高照的中午，娘低下头蹲在一片蚂蚱菜花前，给我摘下一把各色的花朵，带着深深的母爱传递到我的手上。

　　于我而言，乡愁就是一把各色盛开的蚂蚱菜花。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我，记事的时候，就记得老宅坐北朝南的三间草屋，全家七口人挤在这座草屋里，中间的这间屋我们称堂屋，堂屋的正中间有一张方木桌。方桌是带抽屉的，里面既有娘存放的针头线脑，也有比较廉价的纸烟，还有一个抽屉存放的是娘出席各级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红条和荣誉证书，总之，那时在我的眼里、我的心中，这个方木桌是有地位有形象有威严的。衣服坏了，娘会拉开抽屉拿出针线给我修补；家里来了客人，娘会拉开抽屉拿出纸烟，客人看到纸烟知道自己享受了贵客的待遇；我有时拉开抽屉，翻看一下娘的代表证，对娘的崇拜又增添了一分。

　　草屋的左侧，离正屋大约一米，有一间更低矮的草屋，我们称为锅屋，正屋与锅屋之间的这不足一米的距离我们称为“夹道子”。夹道子空间不大，但具有较强的方便性和隐蔽性，所以挑水的钩担等都挂在夹道子里。

　　锅屋虽小，却关系着全家人的一日三餐。锅屋里靠南侧一般有两三个锅灶，大铁锅是做饭的，小铁锅是炒菜的，锅炉一侧就是烧火时专门吹风的传统工具“风箱”，木头做的。

　　那时我们的主食就是糊豆、煎饼，这是沂蒙老区人民的传统食物。吃煎饼就要有石磨，有铁鏊子。所以，故乡的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一个石磨，锅屋里都有一个铁鏊子。有石磨就要有磨棍，磨棍是用来推磨的。有句俗语说：“磨道里的驴，听吆喝”。但我从记事一直到石磨停用，从来没有用驴子拉磨的记忆，在磨道里一圈又一圈转来转去的都是我的爹娘和我的哥哥姐姐。我也推过磨，因为是家中老小，我推得很少。尽管推得少，我也体会到推磨的滋味不好受，一会儿就晕头转向，推上一个小时，真是晕得不知东南西北。

　　我上高中的时候，三年时间吃了娘烙的几千张煎饼，我的爹娘，我的哥哥姐姐，围着石磨转了多少圈我没计算过。这份刻在心坎上的亲情是无法计算的。

　　就是这样艰难而平淡的日子，娘也要把它过出花来。

　　这朵朵鲜艳的花朵，就是布满院子各个角落的蚂蚱菜花。

　　记得那时院门前两侧，每一侧各有一株大丽菊，我们俗称地瓜花；另外各有一株月季花，除此之外最多的就是墙头上、墙根处、瓦盆里、碎罐罐里，各色的蚂蚱菜花。

　　这些贫民阶层的草花，娘钟爱了一生。无论老宅如何变迁，从草屋到瓦屋，从土墙到砖墙，院门也从单扇门板到后来的双扇木门再到大铁门，不变的是娘对蚂蚱菜花的喜爱。我在城里安家后，每年娘都要把院里她认为最漂亮的蚂蚱菜花挖一些让我栽在花盆里。

　　娘说：“你看着这些花，就等于看到了娘。好好工作，不用担心我，有吃有喝，住得舒服，穿得体面，还有这些花陪着我，开心着呢。”

　　八年前的深秋，寒雨绵绵，蚂蚱菜花早已凋零，娘带着对这个尘世的留恋合上双眼，到另一个世界与我的父亲相聚。

　　一年又一年，老宅的院子里还会开出各色的蚂蚱菜花，我极力寻找娘的影子，我更想听到娘那慈祥的笑声,看到她转过身递给我一把蚂蚱菜花的幸福时刻。

　　这已经成为只能在梦里实现的愿景。

　　其实，乡愁在梦中，不单单是蚂蚱菜花。

　　娘永远在儿女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