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9日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持续推进“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以来，各大减重门诊迎来了一波“就诊热”。4月10日，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印发通知，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属（管）、省（区、市）属综合医院、儿童医院、中医医院（含中西医结合医院、少数民族医医院）2025年6月底前基本实现体重管理门诊设置全覆盖。

　　减重氛围不仅在卫生系统弥漫，社会上，一些健康、运动领域的品牌商家陆续推出了春季减重活动。4月7日，京东买药更是喊出了“减一斤体重，给100元现金”的口号。以体重管理这一简单易行可操作的“小切口”，推动破解慢性病防控“大问题”，政策的善意和深意正不断传递到社会各界。“斤斤”计较势在必行

　　轻度脂肪肝、胆固醇升高、尿酸升高、血压高值——这是近期体检中，马钰的报告上所呈现的异常说明。她表示，这两年自己的体重涨了不少，突破了130斤大关，通过BMI（体重指数）的公式计算，数值达到了26（正常范围为18.5~24），已为“超重”级别。

　　马钰的状况并非个例。“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高血压、2型糖尿病、脂肪肝等代谢性疾病患者中，超重/肥胖比例逐年攀升。”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减重代谢中心主任李玉祥分析，肥胖还是心血管疾病、骨关节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甚至多种癌症（如乳腺癌、结直肠癌）的明确风险因素。

　　当下，超重和肥胖已经成为全球死亡率和慢性病病发率持续增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慢性病中的很多致病因素与体重异常密切相关。在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近年来出现大幅攀升。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提到，有研究预测，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将达到70.5%，儿童超重肥胖率将达到31.8%。个人体重管理难度不小

　　马冠生是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关注中国人的营养膳食状况。自十余年前开始，马冠生便不断呼吁，中国超重肥胖的防控工作“刻不容缓”。

　　比起药物或手术治疗，营养科所主张的生活方式干预，可以促成更理想的减重效果。而生活方式干预的难度在于，医生只能教方法，“绝大部分治疗过程是需要患者回家自主完成的”，贵州省人民医院营养部副主任韦琪说。

　　倘若要把减重成果维持下去，清淡饮食、坚持运动，不喝含糖饮料，这些就必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活方式一旦松懈，很容易就前功尽弃。韦琪说，营养咨询门诊开设六年以来，患者体重反弹率居高不下——体重管理的难度可见一斑。

　　马冠生说，人几分钟就能摄取1000千卡能量的食物，但要想把这1000千卡消耗了，需要运动几个小时，甚至更久。这种基因特性决定了，对于置身于现代社会的人类，体重管理是一项极其严苛的工程。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郇建立分析，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如果不改变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单纯让人改变生活方式，“这也是不现实的”。比如，据韦琪观察，男性患者大都从工作以后开始发胖，久坐和应酬是男性肥胖的两大诱因。在男性患者减重之前，她往往会要求对方腾出几个月时间拒绝一切应酬，“专注减重”。

　　女性肥胖则与生育显著相关，孕期营养过剩叠加育儿阶段的忙碌，“生活重心渐渐不在自己身上了”。她还发现，近些年患有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的肥胖患者在临床中愈发常见，心理健康的恶化也是肥胖率走高的

　　促成因素之一。

　　失控的体重是一面镜子，它不只关乎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失衡，还反映出了个人生活状态的剧烈变动和社会发展的强烈挤压。

　　慢病防控效果不尽如人意

　　相较于防控成效立竿见影的传染病，慢性病防控工作尽管形势紧迫，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雷声大、雨点小，似乎像往大海丢石子一样。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遏制成人肥胖的流行趋势。2021年，剑桥大学一项研究指出，英国政府自1992年以来发布的14项肥胖防治战略和689项公共政策“并未有效降低肥胖患病率”。在美国，全民健身指南和全民饮食指南最早颁布于1980年，却还是未能阻挡此后30年超重与肥胖人口比例大幅飙升；尽管2010年后增速趋缓，但仍未逆转。

　　在中国，卫生部门自1995年就开始在七市一省实施健康促进项目，两年后在社区开展“慢性病综合防治示范点工作”，在此10年后又开展了以健康体重和血压管理为重点的“慢性病综合干预项目”，并在2010年启动“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活动。然而，1995年至2010年这15年间，“慢性病的患病率在增长”，其中的逻辑在于“慢性病的发展势头太猛，干预措施又太弱”，郇建立说，当下健康教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卫生部门反复强调致病概率，而对于普通人来说，看见身边许多抽烟喝酒的人都活了八九十岁，“根本不用那么在意”。

　　王萍（化名）是北京城六区一所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站长，在基层工作近30年。她认为，政策是好政策，但落实下去阻碍重重，一部分人愿意积极配合，可总有一部分人敷衍甚至抵触。当下比任何药品和手段更急迫的，是如何唤醒居民自我管理的意识。

　　紧随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肥胖，或者说与之密切相关的慢性病，真的是一项纯粹的个人事务吗？郇建立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公共卫生领域，所谓疾病负担往往被简单拆分成流行病学负担和经济负担两部分。但是，隐匿于社会结构中的“照料负担”，一直以来被一个个具体的家庭消化、承受着。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深入，超重肥胖与它引起的疾病苦难，堆砌成一定规模以后，就毫无疑问成了政策必须投以关注的公共事务。

　　科学享“瘦”需协同发力

　　体重管理是一场终身修行，最终目标是让健康习惯融入生活。作为一项长期功课，每个人应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要打破“减肥—反弹”的循环，将体重维持视为“健康投资”，而非“短期任务”。

　　所有采访对象表示，3月9日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两会记者会上的表态，是肥胖与慢性病防控工作的“好兆头”。马冠生说，这意味着肥胖和慢性病防控优先级别的上调。

　　医生和学者苦口婆心地劝说，效果总归有限。健康营养的餐食如何更便利地获取？运动场所是否能更快捷地抵达？本就高强度的生活节奏之下，食品工业的营销攻势是否能更关注健康而非对食欲的诱惑？对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不只是卫生系统的责任与课题。

　　除个人必须付出努力外，在体重管理上，家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赵文华表示，要把体重管理纳入健康家庭目标和行动，在体重管理上做到“知标准、知变化、知方法，全家科学管理”，并且创造好的家庭饮食环境和运动环境。此外，社会应营造良好氛围，加强科普宣传。（据《南风窗》《瞭望东方

　　周刊》）